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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报告:应重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
人民大学报告:应重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

新浪财经|2019年09月21日  10:39
人大副校长:我国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 略保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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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09月21日  17:05
社科院专家谈就业:经济增长对工资影响超过就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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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09月21日  17:25
山西大学校长:要密切关注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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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09月21日  17:55
学者:农村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最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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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09月21日  18:08

议程安排

9月21日
第一单元: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发布会
主持人: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报告人:丁守海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第二单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
主持人:
闫 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拟邀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张车伟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桂田 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赖德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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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低
刘元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低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新技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时,刘元春表示,“我们老在谈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认为新一轮的革命要爆发,但是技术的爆发和变化对增长没有见到影子”。其直言,从测算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世界的贡献率越来越低。 “新技术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会带领经济走向新的局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新技术并不能体现在经济增长之中,同时新技术所带来的是更深刻的冲突”。刘元春认为,上述冲突会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会演化成全面白热化的政治冲突。第二,从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到现在,最为深刻的变化是全球不平衡、不平等极具扩大的30年,全球基尼系数已达历史新高。“不可能乞求新技术改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刘元春举例称,当人体器官都可以3D打印,基因可以编码的时候,贫富分化将更加迅猛。因为“少数有权力、有财富的人才能获得这种技术”。“再极端假设一下,人类的技术进步产生了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的技术谁来掌握?那肯定是权贵阶层,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这种技术和这种资源肯定是稀缺的”。 “新技术所带来的对经济的冲击是加速的,而不是减速。我们原来老希望每次大危机之后迎来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带领我们走出萧条,重返经济增长的康庄大道,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刘元春表示。 此外,刘元春还告诫,治理全球经济衰退和增长停滞的方法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他分析称,第一,全球债务高起,2018年底全球债务总量达到2440万亿美金,占GDP的比重达到318%,成为历史上仅次于2016年的高点。第二,债台高筑使得央行资产大幅度扩大。第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6月22日 11:56
社科院张平:产业政策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竞争政策
社科院张平:产业政策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竞争政策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出席并演讲。 张平认为,产业政策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竞争政策。第一,产业政策需要转型。政府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保护幼稚产业和提高国产化率在过去有其积极意义,但现在看,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降低了创新激励性,国际上的产业政策转为了多集中于改善环境、降低风险方面,提升普惠,提升中小企业的多样性和其创新性。 第二,国产化率不是技术转移的根本目标了,知识产权和进行产业转移都是发展的趋势。 第三,放松管制,强化竞争政策。特别是对服务业的管制要对内放松,包括对内开放的负面清单、竞争中性和诉讼体制的建立,提升国内产业升级空间和竞争力。[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6月22日 11:33
毕吉耀:稳增长政策不能以造成未来结构性问题为代价
毕吉耀:稳增长政策不能以造成未来结构性问题为代价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出席并演讲。 毕吉耀认为,从4、5月份中国经济的变化情况来看,下行趋势并没有改变,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并没有完成,还有很大空间。“特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综合平台”。 第二,中产阶级达到4亿人口,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重要的最终需求来源地和贡献地之一。“去年消费贡献率62%,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和能力在增强”。 他建议,第一,应依托“一带一路”,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我国外贸与投资的多元化,市场的多元化。 第二,短期应更好的把握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平衡。“没有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谈不上长期的改革,宏观经济的稳定为长期的改革高质量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和基础”。“我认为应加大调节力度,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毕吉耀表示。 “总的来讲,下半年可能在防风险、控杠杆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对投资的支持力度,使得经济能够企稳”。 “短期稳增长的各种需求政策,不能以造成未来的结构性问题为代价,这就是我们不断强调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因),这个度的把握值得注意的。不能进一步的增加债务,也不能增加产能,否则未来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带来的稳增长的问题更大”,毕吉耀强调。[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6月22日 10:41
曹远征: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韧性全部所在
曹远征: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韧性全部所在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并演讲。 曹远征表示,中国经济从二季度开始出现了下行态势,预计全年的GDP增速在6.3%左右。在谈到中国经济的韧性时,他强调,韧性最终体现在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潜在消费能力上。 曹远征分析称,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出现了新常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第一,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持续下降之中。导致全球技术进步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或者说长期低迷。在总需求不能持续提高、市场不能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导致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第二,全球杠杆率处在高位,如果经济不能增长,则成为了巨大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下半年面对的挑战,曹远征认为,金融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央行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在去杠杆的情况下,流动性补贴是第一位的,要避免债权债务动荡,今年一季度有所下行,但是没有得到明显的下行”。 第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或受到冲击,可能会变得不安全。 第三,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全部所在。如果中国居民的收入能够继续增长,并把日益扩大的市场与全球分享分享,拥抱全球化,就是在捍卫全球化。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从收入的角度来测算,第一,4亿人口进入高收入阶段(年收入在人均2万美元),还有10亿人口还在中低收入阶段(人均还不到年收入4000美元)。他建议,应推动“人的城市化”,尤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来释放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使中国走向现代化,领导全球化。[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6月22日 10:16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主持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主持论坛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6月22日 10:14
学者:农村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最好场所
学者:农村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最好场所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三季度)于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赖德胜表示,农村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最好场所,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农村不能是被动接纳劳动力回流的地方,而应该成为一个主动支撑劳动力发展的场所。“因此,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农民工和大学生回乡创业和就业”。 “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跟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关系大概是4或者5倍,农产品加工的比例比较高。中国是多少?中国现在是2.5倍,就是我们农业加工业应该讲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加工业不一定非要放在城市里面,农村是可以做的”,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赖德胜:我想从几个角度来讨论就业话题。 我个人觉得,今天的中国跟10年前比起来,跟20年前比起来,更主要的是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对就业的底气更加足,对就业控制的能力更加强。 我们的经济总量。我们去年的经济总量是90万亿左右人民币,是一个很大的体量。如果每年增长6.5%的话,那就等于要增加将近1万亿美元的总量,这个相当于去年印尼整个国家的GDP总量。这么一个经济总量对于我们腾挪相关的事情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同时,内需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为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降到了30%多。中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最全的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的产业链非常健全,这个对于我们抵御外部的风险特别重要。 还有就是中国的创新创业浪潮,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有四次创业浪潮,这次创业浪潮和前面不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政府推动和创新驱动。我们现在每天新增市场主体将近2万,一年有700多万的新增市场主体诞生,对于带动就业的重要性是很强的。 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我们讲财政、货币政策,这一套东西我们已经很熟练了。现在中国宏观调控的工具箱很丰富,宏观调控的能力非常强。这些使得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外部事件或者技术冲击情况下,就业的压力应该讲不是特别大的。 就业是稳中有变,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就业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问题,不会爆发大量的或者系统性的就业危机。所以我觉得对于就业问题的判断应该放到一个大的阶段,而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点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总的事情。 另外是三个优先: 一是就业优先。 早期的报告里面提到就业优先、教育发展优先和农村农业发展优先。教育优先是2001年开始提出来的,是“十二五”开始提出来的,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提过就业优先的事情,提出来就业优先,就表明就业不仅仅是一个民生问题,还是我们发展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去年提出来“六稳”之首的“稳就业”,包括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出来就业优先政策,今年的“两会”又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以宏观政策层面,这种变化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就业影响特别大。首先就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业是财富资源,而不仅仅是民生资本。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途径就应该使得我们巨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都要转化,使得我们的人口劳动力转化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不仅是一个名字的问题。因此,我们将会采取很多措施,来使得就业得到保障。 就业政策工具箱。现在我们讨论就业优先政策,应该讲跟财政政策并行。但是就业优先政策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目前为止应该讲还没有特别清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一些,比如培训、减税降费,这些事情提到了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共识,就业优先政策是指什么?同时就业优先政策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如何协调?如何配合?目前并没有很清晰的表述,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讲,就业优先首先会成为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在处理各种问题中,应该把就业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刚才丁老师提到了城市管理问题,应该讲现在很多城市管理并没有优先就业,或者并没有考虑就业问题,如果考虑到就业,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比如我们现在技术进步这么快,机器人使用这么快,是不是考虑到了就业问题?如果考虑到了以后也会有变化。因此我觉得,我们重大经济政策出台,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政策调整,应该把就业这个维度作为一个优先考虑的变量。 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应该把就业指标看作是一个优先考虑的维度。我们现在也考虑到了就业问题,但是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更多一点。美国美联储的降息和降准等等,会把就业指标作为优先考虑。每个月公布的非农就业变化情况会影响股市,会影响货币政策。我们中国未来政策的出台也应该是把就业优先放在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特别是后面政策体系的形成,政策工具箱的丰富,以后全面发力,对我们整个国家就业的环境和就业的空间塑造有很重要的关系。 二是教育优先。 教育跟劳动力市场,跟就业的关系特别明显。中国过去几十年能够经济发展这么好,或者就业情况还不错,我个人觉得教育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劳动者义务教育受教育程度超过10年,而且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快,中等教育发展非常快。 但是教育如何来应对就业的变化?应该讲是要有更多考虑的。比如说高等教育,今年是高等教育扩招20年,1998年招生是108万,今年招生800多万。我们看这个数据,这20年我们高等教育内部的专业结构发生了转变,这个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理工科这一块,从70%左右降到今天的50%,而我们的文科专业的学生数量招生占比已经达到了一半左右,文理科,文科和大的理科的概念各一半,这种专业结构的变化对于我们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实际上是影响很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里面,但是我们理工科的人数大部分减少,文科人数增加,对于我们今天的就业影响很大。 比如我们的职业教育,中职,现在我们每年招生中职生500万左右,每年毕业也500万左右,我们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是不是跟我们的劳动力需求是吻合的?我们一方面缺少技工,毕业的学生可能做不了这样的工作。因此,教育优先当然应该是更重要的地位,有更多的经费保证的。但是教育自身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也应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职业教育有很多,我们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里面经常谈职业教育的问题,但是我们普通教育如何改革?如何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从而促进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我觉得高校目前为止是重视不够的。 三是农村和农业发展优先。 这里面隐含着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关系,过去70年或者过去40年,我们就业的主线就是劳动力的城乡转化,包括五几年,包括后面几次大的变换,都是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以前应该讲还是符合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这是规律。 但是中国这种特殊背景下,我们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应该讲还需要进一步去思考。刚才刘校长谈到1995年、1996年,包括2007年、2008年这两次大的外部冲击,使得我们的劳动力回流很多。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回去了1500万人,保证了我们城镇劳动力就业的稳定。今天我们的农村劳动力是不是还是以前的蓄水池?城市出了问题以后农民就回得去了吗?应该讲中央把农村和农业发展优先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觉得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十九大提出来这个事情以后,2018年就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9月份出台了规划。我理解,我们今天的农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劳动力转移的源泉了,将来应该是城乡融合发展,农村本身就应该有大的发展,农村本身就应该成为宜居的地方,人们愿意生活的地方,也应该成为劳动力就业重要的空间场所。 我们讲的农村发展不仅仅是讲的农业、种植业,是整个农村本身的发展,农村本身也包括了一些工业。我看了有关数据,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跟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关系大概是4或者5倍,农产品加工的比例比较高。中国是多少?中国现在是2.5倍,就是我们农业加工业应该讲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加工业不一定非要放在城市里面,农村是可以做的。因此应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 还有是为农业服务的人口,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但是服务农业的人数是占到总人口比重的20%,中国农业发展当然也需要有服务农业的劳动力,有服务于工业的劳动力。因此,农村跟城市这两个市场之间如何统筹兼顾?我觉得对中国的就业,减少我们就业的压力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如果有这样大的外部冲击,可能农村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缓解就业压力的空间场所,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今天农村的发展不能成为一个被动的接纳劳动力回来的地方,而是应该成为一个主动的支撑以后发展的场所。因此,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农民工和大学生回乡创业和就业。 如果把这三个优先做好了,中国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维持就业稳定方面我觉得是有足够的信心的。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有足够的韧性,如果三个优先进一步落实,回到我前面的观点,我同意丁老师刚才讲的观点,就业是稳中有变,是稳定的,是可控的,但是局部性的就业问题可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以上就是我听完丁老师的报告,看了文本以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谢谢大家![详情]

山西大学校长:要密切关注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山西大学校长:要密切关注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三季度)于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桂田表示,从以往的观察来看,尽管单项的技术进步可能对劳动力产生替代,对经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但是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 但其告诫,面对新一代的技术进步,其是否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桂田:我简单的从技术进步对失业和就业的影响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总体上来看,人类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以来,尤其是工业社会以来,技术进步到底对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经过了几次技术革命,到今天为止,尽管有多方面的研究,观察起来看,大的总体的综合性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大规模持续的替代现在还得不出结论。 我们学过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增长理论。我们谈到技术进步,把两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要素,单项的技术进步对两大要素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一般分为三类:一是中性技术进步,一项技术进步对劳动和资本的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二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会发生变化;三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从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来看,一项技术进步可能会归结为某种类型。但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几次大的综合性技术进步来看,对劳动就业的替代总体的影响还不明显。单项技术可能可以归类,但是总体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 从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以来,我们的体制在变化,技术进步也在加速。但是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中国的技术进步,包括产业的升级对中国总体的就业产生大的影响,总体上来看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经济在下行,从2013年开始,咱们新增的就业岗位是在1300万以上。 我和我的博士生在几年前也做了一个研究,关于到底中国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是否在发生着变化?因为这种研究也是很麻烦的,就是你怎样来划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标准。我们用了20多个年份的数据做出来,发现200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相当多的制造业行业从2007年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变成了非劳动密集型行业。我们一般把纺织业看成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纺织行业已经变成了非劳动密集型,也就是技术的进步使得资本对劳动发生了替代,并且这种替代的程度还非常高。 尽管制造业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得技术、资本对劳动发生了替代,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还有其他的新兴行业在不断的产生。尤其是从三大产业来看,三大产业的比重变化,三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因为它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1%。从过去的技术进步来看,总体上来看,对就业不仅没有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还看不出技术对于劳动总的需求量持续大规模下降。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技术和过去的技术进步可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人工智能,它可能是对于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或者劳动、资本和技术的比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富士康,富士康原来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为主的企业,富士康的老板老家在晋城,我去过三次。富士康在晋城的企业和我看到的在其他地方的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在晋城的富士康在做什么?主要是做机器的替代,原来他给人家代工产品,各种生产工具,各种机械设备也是买别人的。 现在在晋城这个基地就会通过自己的研发,也是代工别人的产品,但是他的机器设备,包括各种工具,尤其是大规模在使用机器人,所以富士康现在的资本、技术和劳工的比例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经常是代工产品,但是劳动力,尤其是低档劳动力已经不能胜任了。它的机械设备,尤其是用机器人来替代了人力,用更高级的机器设备来替代人力,现在他代工的产品用简单的劳动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新的技术和过去历代技术的变化相比较,对于就业,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全面的、持续的冲击?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再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的医疗行业,医疗这个行业如果用大数据,还有现代的医疗技术全面的进步,医疗这个行业的医生要不要这么多?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前几天我在微信里面看到,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技术,微型的机器人打到血液里面,会动态的实时来监测你身体的状况。现在靶向治疗,把机器人打到那个地方,它就定点的来治疗某种疾病,包括今后对病人的诊断。对于医疗类行业,可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比如家政服务业,机器人出来以后,可能对整个生活服务业会受到全面的冲击。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尽管我们过去单项的技术进步可能对劳动力会产生替代。但是从总体几次综合性的技术革命反过来看,对经济的影响,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但是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所以我们从工业革命以来,失业率的变化大体上是受长期性的经济景气或者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或者说受偶然的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是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尤其对失业率。 面对新一代的技术,是否对就业,尤其是对失业会产生影响?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我非常赞同守海教授的报告,短期内有变化,此外,要关注新技术的因素是否在发挥作用,或者在什么时候会大规模的发挥作用,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为什么这样说?对中国考虑到就业的状况或者失业的状况,不能够仅仅看那个比例,就是失业率,3%或者5%。是因为中国的每一个失业率对应的失业和美国、日本、欧洲的国家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中国劳动力存量大。按照上一轮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的就业年龄16岁到60岁是9.2亿,我刚刚看到咱们的报告,这两年我们下降了。尽管下降了,说大数至少有8亿。我们8亿的劳动力,每一个失业率所对应的,比如有5%的失业率,甚至上升到10%的失业率,我们失业率绝对的劳动力的数字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总量。 大家知道,德国是欧洲大国,他的总人口也就是8200万,英国是6100万,法国6000万出头,意大利还不到6000万,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美国人口3.1亿,日本是1.27亿,我刚刚仅仅说的是劳动力,劳动力和人口是两个概念。所以中国关注的不仅仅是失业率的百分比,每一个百分比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看到结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新的技术对就业是否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什么时候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要密切的对技术进步,对就业对失业的影响进行监测,并且要建立系统的监测数据,尤其是微观的。 如果说常规性的我们的失业率和就业率仅仅是受经济景气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是因为新的技术,对中国的就业或者失业会产生实质性、持续性的冲击,常规性的办法和我们常规性的供给管理,尤其是需求关系的办法是实效的。 我在这里受到报告的启示谈了以上不成熟的看法,这些年没有好好做学问,都在做一些行政管理的事情,仅仅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详情]

社科院专家谈就业:经济增长对工资影响超过就业数量
社科院专家谈就业:经济增长对工资影响超过就业数量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三季度)于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在谈及就业问题时表示,现阶段,经济增长对价格的影响要超过对就业数量的影响。“现在你去看我们的失业率,你去看我们就业数量的时候,经济增长率的反映不是很敏感。敏感的是工资的变化,收入的变化”。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车伟:我想结合过去对于就业问题的研究谈几点看法和认识,不见得正确,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一,我们国家劳动供求形势的变化。 这个问题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应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深刻变革的大事情,就是劳动供求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最早提出来之后,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劳动总供给形势不再是劳动力太多了。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现在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 我觉得这样一种趋势是历史性的,不可逆的,而且现在可以看到生育政策的调整,全面放开二胎以后,人口形势依然是不容乐观的。这样一种规律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认识可能不是很深刻,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说给大家上了一课,让大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人口过多一直是扎根到我们民族基因当中的特质,而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也没什么区别。这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实际上这样一个形势的变化很早就看到了。 我记得在2005年、2006年就开始告诫大家,我们也预测到劳动力供求形势的变化,当时应该说我们的就业问题总量还比较严峻。现在来看,从2011年起,劳动力的总量就开始减少,从供求的形势来讲,实际上这种变化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的变化,反映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实际上是一种因素。需求性的变化更多的是我们宏观经济研究的总需求、金融的东西,还有总需求的变化。但是劳动总供给端的变化应该是长期性、趋势性的,而且是不可逆的。 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来看,2011年开始下降,现在每年都下降。从需求端来看,虽然需求是周期性的,我们经济周期的波动更多的体现在经济的变化上,但是从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总的经济增长的轨道上,还没有陷入到经济增长受经济周期波动很大的阶段。 因为我们从过去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或者长期的增长率,两位数的一个阶段现在仅仅是下降到6%到7%的区间。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区间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只不过是增长速度下降了。 我自己觉得,它的意义也就意味着总需求的趋势仍然是增加。这两个变量放到一起,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当中的供求关系,从劳动力来看,总的供给是下降的,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去衡量。但是总的需求实际上并没有减小,不一定增加得很快,实际上还是在上升的。 从增量上来讲很大,过去虽然我们的GDP增长率很高,但是从GDP的增量上来讲我们现在并没有减少,而且还是增加了。这样一个背景是大家认识到我们就业形势的基本前提,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可能很多事情再认识起来就没有那么矛盾的。我认为一直是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不确定的。 第二,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觉得这个关系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重演了这样一个关系的历史,这也是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的。我们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改革开放40年大概重演了,或者是我们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到300年才能看到的一个历程。 实际上我们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是非常典型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这样的二元经济可能在发达国家早期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们知道刘易斯写他的经典论文的时候,那个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他通过研究非洲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二元经济的理论。 但是我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城市劳动力、正规部门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二元的结构非常明显,我们城市的工资和农村的工资,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到城市以后在一个固定工资水平下其他国家很难看到,我们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个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创造经济奇迹的基本事实,可能其他国家也很难具备这样的事实,也做不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观察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时候,用西方的古典理论恐怕是不适用的,没法去用,这个时候我们想研究就业,我很早就用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看。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论调,2005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就是用总量的指标来看,总量上经济增长几个点,就业弹性的变化,没有看到事物的办法。 如果把非农和城镇就业分开,用非农领域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来看,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就业弹性一直都很低,大概最低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们是0.3到0.5,现在可能更高了一点。而且我们就业的增长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世界上也是非常典型的。 举个例子,我们老说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对比,我做过一个研究,我在若干年前和一个国际组织比较重要的专家也做过印度研究。他就发现,印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带来正规的非农部门的就业,而我们国家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批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中的正规部门,我是领工资的,而不是转移到城市当中的自雇就业,印度都是一些非正规的自雇就业。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虽然农民进城,但是从事的是收入水平很低的、自雇型的工作。中国是大量转移到一些雇员部门,所以我们实现了工业化。这样一种就业的关系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慢慢进入新古典时期。蔡昉老师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大家有点不太接受,当时我们研究劳动供求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有点早了。 但是到今天,我觉得各种数据表明,我们进入了新古典时期应该是正常的。一方面是从农村转移的新的劳动人口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在城市的农业人口基本上是已经进城的,年龄比较大的。从新增的数量来讲,我认为基本上不存在。 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现在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大概是1500万到1600万,这当中初中以下的比例只占20%,甚至不到20%。我们过去所谓的农民都是指的高中或者初中以下的人口,而且现在这些初中人口有可能还不是从农村过来,他就是生在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样一种二元市场的刘易斯时期我自己觉得已经过了。现在再看我们的失业率,或者再看我们的就业率的时候,基本上可以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看一看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现在来看,我们无论从非农就业还是从总的就业来看,基本上是趋于一致,这个数据基本上不像过去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现在的经济增长,随着我们结构的转变,就业的弹性在加大。我们每一个点GDP的增长带来就业增量的变化,增长率的变化也在加大。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长期的关系也是我们理解就业形势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三,现在进入这个时期以后,怎么观察我们的劳动力市场? 刚才讲了有的人看到就业形势很严峻,有的人觉得没那么严峻,求人倍率还那么高,在其他地方还看到供不应求。这个现象我们也做了一点研究,我和我的团队最新的结论可以告诉大家,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和价格的关系,一个是和量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怎么影响就业数量,另外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怎么影响工资的变化或者劳动力价格的变化。 我的结论是,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增长对价格的影响要超过对就业数量的影响。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去看我们的失业率,你去看我们就业数量的时候,经济增长率的反映不是很敏感。敏感的是工资的变化,收入的变化。 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可能工资的增长会缓慢,速度会降下来。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工资的增加也会比较快。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样的前提?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过去在刘易斯时期,或者说在二元就业比较明显的时期,劳动力市场当中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有“两个不同步”,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增长,工资增长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造成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我们国家占GDP的比重是偏低的,而且过去大概长期的偏低。 这个现象大概从2012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报酬份额变成稳步增加的通道。这个也可以认为是我们国家劳动工资水平进入更快增长的阶段,这个通道被打开。这两天劳动力报酬份额稍微有点波动,但是劳动报酬份额占GDP份额增加这个大的趋势还在继续。 我想这样一个关系大家可以再深入的研究,下一次我们可以一起对接一下,更多的研究我们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经济的波动更多的是反映在价格上还是反映在数量上。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粗的,还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来看,对价格的影响要远大于对数量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你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失业率的上升?但是你可能看到的是工人的收入下降,工资水平的下降,有可能那些企业没有裁员,但是放假了,工资可能下降了,加班没有那么多了。 第四,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就是新经济,我把这一轮叫做“创新经济”。 我没有使用“新经济”。我自己觉得,这种创新的经济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大家可能还缺乏一些研究。我们重新看待就业的时候,什么是就业?就业的定义是什么?都要进行全新的审视。 老实来说,现在我们用的“就业”的概念还是100年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我们所发明的对于就业,完全是适应工业时代的场景。比如什么叫就业?按照国际统一的规定,你调查他在过去一周内是不是干了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有收入的工作?有就是就业。 从这个定义来讲,中国确实失业率从来就不严重,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来表达都没觉得特别严重。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国有企业下岗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失业率大概有8%到9%,这是普查的数据。而且我自己调查的数据,当时我们做了几个城市劳动力的抽样调查,跟这个数据差不多,这是最严重的。这样的一种严重程度,如果跟其他的国家来比,甚至跟现在的欧洲国家相比都显得并不高。 我们知道,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欧洲希腊、西班牙他们的失业率达到30%多,可能有的国家现在还是20%多,尤其是年轻的失业率更高。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失业的看法或者对就业的看法比较陈旧,而且对新的判断没有。 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我自己觉得,从上世纪70年代看全世界,都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经济危机。在古典经济学当中所遇到的能够对就业造成最大冲击的是经济危机。什么叫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摧毁了实体经济的,造成了实体经济大规模人员的失业。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美国、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曾经出现过。70年代之后,我认为世界经济规律发生变化,这些经济规律的变化改变了传统经济,或者工业化社会当中很多经济的规律,包括供求的规律都已经打破了。打破了以后,你很难再看到大规模周期性的,或者是失业的变化。 2008年虽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是国际上也没有把它定义成经济危机,而认为更多的是金融自身的问题。虽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一些损失,老实说,我们可能高估了对中国的影响,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我们做的一些政策和反应,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需要。 且不说我们国家的金融和国际上的金融之间没有完全的联系,同时这种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紧密。所以在中国,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实体经济有多大的打击,这个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我自己觉得没有。而且我自己觉得,当然所谓你看到的大规模的失业下岗,那个数据都是需要审慎的。我自己去看,实际上没有这么深的关系。 我建议大家如果继续研究就业,我们就应该站在一个更新的视角上,而且我们第四次产业革命,对全世界经济带来的变化影响都是革命性的,对经济规律和经济形态的影响都是过去前所未有的。而我们现在认识世界,认识经济的手段和工具,我认为还是新古典的,还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的,我自己觉得完全是不合时宜。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视角,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自信。我们用自己的事实,用自己发展的实践,从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些经济规律。 第五是展望。 今后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地区性、结果性、群体性人群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就业总量问题。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几个就业的群体,农民工群体,还有年纪比较大的失业下岗群体。今后更多我们青年的失业会越来越严重,因为青年的失业问题不仅是我们国家,在所有成熟的经济体当中都是最大的。 今后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就业也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今后更多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就业的质量,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让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惠及老百姓,而不是仅仅惠及到个别大的企业,这是一个更好的收入分配的状况。通过就业,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www.88psb.com[详情]

人大副校长:我国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 略保守更重要
人大副校长:我国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 略保守更重要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三季度)于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目前,我国的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略微保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期,不仅体现在供给的拐点性变化和需求的拐点性变化,同时还反映在总体环境、总体需求的大的变化上。要应对这种变化,在就业上面一定需要有一定的底线思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元春:我想对于当前就业的问题谈一下几点看法。 大家一谈到中国就业就有一点不托底,很忐忑。为什么不托底,这么忐忑呢?一是为什么我们在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300万以上规模的基础上还要出台稳就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前8月完成800多万新增就业的基础上还更进一步的聚焦就业问题?这里面也充分反映了大家复杂的焦虑。 这种焦虑来源于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所看到的围绕着中国失业率的参数不托底。我们会看到过去城镇登记失业率,不管GDP的变化,它基本上稳定在5%的水平。这样,大家就会发现,失业率已经不能成为宏观研究和宏观预测的核心指标了。 二是这两年国家统计局为了弥补登记失业率的缺陷又推出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我们会看到1月份一下子飙升到了5.3,但是到3月份、4月份又出现了回落,7月份又回升到5.3。因此大家就会感受到,城镇调查失业率与宏观经济之间到底一致性如何?因为它刚刚出来,任何一个调查数据抽样的科学性怎么样,指数的构建到底怎么样实际上需要有一个周期的检验。 三是我们经常看到PMI的就业参数。它已经持续低于50的枯荣线了,表明我们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社会所公布的就业现象,比如说求人倍率,目前一季度、二季度求人倍率依然在1.28倍。就是需求是供给的1.28倍,并且同比还在上升,一些特殊行业求人倍率能够达到1.8倍、1.9倍。 四是我们人民大学跟智联招聘发布了一个季度失业率,这个反映得也不是很剧烈。 如果我们做一个分析,你就会发现这些参数的一致性很差,与宏观的一些基准参数的一致性又很差。因此我们经常到外面跟一些企业家、政府官员进行交谈,说我们目前形势很好,调查失业率依然在政府控制的5.5这个目标值下,也有人说形势很差,PMI就业率的参数一直低于50,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到底差还是好?搞不清楚。 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就业变异性很大。举几个例子,1995年、1996年整个城市的用工很紧缺,农民工到城市像潮水一样涌去,还不能满足我们GDP增速百分之十几的需求。 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来,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下岗潮、返乡潮。2007年我们的招工难、用工难、用工贵,工资上涨速度比较快,但是2008年我们怎么样?在下半年出现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政府还是提出双发展,到下半年就变成了大家的担忧,大规模的失业潮,当时的报告分析的是广州火车站农民工每天返乡的数量。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说我们如果再不进行全面强刺激的话,如果不稳定我们短期总需求的话,中国的就业会出现崩溃性的下滑,这是我们在2009年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此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我们从去年7月30日提出“六稳”,把“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就引发了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猜测。中国会不会出现前几轮周期里面的跳跃性的变化,突发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团队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大家就会发现,中国的就业呈现了非线性,并且这种拐点效应很强烈。我们目前到底有没有到一个拐点期?从2006年以来,从蔡昉老师提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现在大家都会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大拐点就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大拐点。这里面的参数很多,比如2006年、2008年农民工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大幅度上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弹性无穷大的状况被改变了,说明刘易斯拐点到了。 到了2011年、2012年,我们的人口负担系数到顶点,储蓄率到顶点。到2013年,劳动力人口总量到顶点,2014年我们流动性劳动力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外出打工总量连续几年出现几百万的下降,供给到了顶点。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的报告里面看到,总需求很猛烈,按照我们中央的说法,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强。我们看到技术冲击很猛烈,现代化的生产体系,技术替代劳动力已经发生革命性的质变,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本身提升得非常快。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一些传统行业替代的劳动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我们不仅在过去这10年里面面临着一个供给端一个拐点性的变化,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需求端的拐点性的大变化。 这两个拐点的变化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迷惑,这种迷惑就是说,中国到底是招工难、招工贵、用工难、用工贵还是会有总体性的失业?实际上我们要分析的就是供给性的拐点性变化和需求性的拐点性变化到底耦合度有多强?匹配性有多强?这种匹配性会不会在一定的时期发生一种总体性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就会看到,大家都在关注中国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在供给端拐点性变化和需求端拐点性变化同步作用的时候,中国结构性问题会不会向总量性问题进行转变?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功课,但是我们实际上会发现,我们数据的缺失,现在整个形势的复杂性使我们难以进行判断。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为什么不托底? 我们对很多的新挑战心里没有底,我经常问的就是,你的朋友有几个失业了,你的工资减没减。所以我看到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调查数据,应届大学生的月薪已经达到了6906元,同比增长了10.2%,并且现在大陆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已经超过台湾大学生新入职的月薪了。尤其是985高校,现在985高校学生入职的月薪已经接近7千块钱一个月了。 这里面就会引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判断。所以我想,在这些问题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充分的研究供给拐点和需求拐点之间的耦合性,而不能单方面的在供给方或者需求方来进行判断。 第二,我们还必须按行业进行分析,要进行很多的细化,分区域、分产业,我们可能把很多参数能够把握清楚,我们必须要剔除分析和研究中间的一些噪音。很多人会拿PMI指数来说事情,这个PMI指数全称叫“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它反映的是制造业。大家一定清楚,按照我们的研究,制造业这几年即使在增长不错的时候也是劳动力进行分流的一个主体。我们过去这5年平均分流差不多接近200万,但是到了2018年,制造业一下子飙升到800多万。制造业的景气程度能代替中国的景气程度吗?代替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传统的40%下降到30%左右的水平。 更为重要的,现在劳动力的风向指标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专家天天拿着PMI指数的就业参数来说就业有问题,我觉得一看这个不太专业。为什么?制造业就业的状况已经远远反映不了目前整个中国就业的状况。当然也有人拿智联招聘来说事情,也有人拿人社部的求人倍率来说事情。 大家一定要记住,求人倍率是到人才市场去登记的,一般反映的是蓝领用工的情况。比如智联招聘反映的是白领的群体比较多,更为重要的,这些参数的抽样实际上都具有一些局部性。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就业的时候,不仅要深入研究,更重要的要剔除这些噪音。如果没有剔除的方法,简单判断可能有问题。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结构性问题,同时也要关注短期的总量性问题。因为我们总量性问题目前依然是最为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大国博弈的关键时期。大家都会发现,特朗普很得意的就是美国经济不错,为什么美国经济不错?因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了,是3.6%。 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的举措来进行“稳就业”的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开了好几次了,当然很多专家讲这个有必要吗?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有底线思维。 当然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目前在这一块来讲虽然做过很多,但是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对于用工制度的改革,对于社保体系的建设,在本质上都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内涵,这些问题不是小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环境里面,中国的一些就业战略、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但是略微保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期,这个关键期不仅体现在我们供给的拐点性变化和我们需求的拐点性变化,同时还反映在我们总体环境、总体需求大的变化上。要应对这种变化,在就业上面一定需要有一定的底线思维。 这是我所谈的几个想法,谢谢大家![详情]

人民大学报告:应重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
人民大学报告:应重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三季度)于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丁守海发布了第三季度报告,在分析中国就业新现象、新规律和新趋势时,丁守海提出,第一,从总量来看,未来数年内,我国的就业有足够韧性。“这主要是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壮大,即便经济增速稍微慢一些,也仍然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劳动岗位。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映会变得更为平缓。 第二,从质量来看,我国就业的质量性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在发生转向,从过去数量型的矛盾转向质量型的矛盾,将来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失业情况”。 提及政策建议,丁守海提出,第一,应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加强专门预测,制定预案,防止失业风险集中释放。第二,重视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深化税收改革,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改善其经营环境。第三,通过就业补贴等手段引导企业的用工行为,减缓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加强培训,防止结构性失业。第四,重视青年人失业问题,在劳动管制政策方面对青年人制定特殊的专项政策,甚至豁免条款。第五,完善城市管理,放宽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限制,为灵活就业提供一定的空间。第六,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但要兼顾赤字财政的后果。 此外,丁守海还强调,应重构未来的就业政策体系。第一,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更积极。从充分就业目标上升到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从就业能力到高质量就业能力。 第二,消极的就业政策要更“消极”。完善社会安全网络建设,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的庇护,防止他们在遭遇市场风浪涤荡的时候被社会所抛弃,陷入无助。[详情]

刘元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低
刘元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低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新技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时,刘元春表示,“我们老在谈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认为新一轮的革命要爆发,但是技术的爆发和变化对增长没有见到影子”。其直言,从测算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世界的贡献率越来越低。 “新技术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会带领经济走向新的局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新技术并不能体现在经济增长之中,同时新技术所带来的是更深刻的冲突”。刘元春认为,上述冲突会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会演化成全面白热化的政治冲突。第二,从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到现在,最为深刻的变化是全球不平衡、不平等极具扩大的30年,全球基尼系数已达历史新高。“不可能乞求新技术改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刘元春举例称,当人体器官都可以3D打印,基因可以编码的时候,贫富分化将更加迅猛。因为“少数有权力、有财富的人才能获得这种技术”。“再极端假设一下,人类的技术进步产生了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的技术谁来掌握?那肯定是权贵阶层,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这种技术和这种资源肯定是稀缺的”。 “新技术所带来的对经济的冲击是加速的,而不是减速。我们原来老希望每次大危机之后迎来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带领我们走出萧条,重返经济增长的康庄大道,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刘元春表示。 此外,刘元春还告诫,治理全球经济衰退和增长停滞的方法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他分析称,第一,全球债务高起,2018年底全球债务总量达到2440万亿美金,占GDP的比重达到318%,成为历史上仅次于2016年的高点。第二,债台高筑使得央行资产大幅度扩大。第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详情]

社科院张平:产业政策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竞争政策
社科院张平:产业政策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竞争政策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出席并演讲。 张平认为,产业政策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竞争政策。第一,产业政策需要转型。政府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保护幼稚产业和提高国产化率在过去有其积极意义,但现在看,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降低了创新激励性,国际上的产业政策转为了多集中于改善环境、降低风险方面,提升普惠,提升中小企业的多样性和其创新性。 第二,国产化率不是技术转移的根本目标了,知识产权和进行产业转移都是发展的趋势。 第三,放松管制,强化竞争政策。特别是对服务业的管制要对内放松,包括对内开放的负面清单、竞争中性和诉讼体制的建立,提升国内产业升级空间和竞争力。[详情]

毕吉耀:稳增长政策不能以造成未来结构性问题为代价
毕吉耀:稳增长政策不能以造成未来结构性问题为代价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出席并演讲。 毕吉耀认为,从4、5月份中国经济的变化情况来看,下行趋势并没有改变,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并没有完成,还有很大空间。“特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综合平台”。 第二,中产阶级达到4亿人口,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重要的最终需求来源地和贡献地之一。“去年消费贡献率62%,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和能力在增强”。 他建议,第一,应依托“一带一路”,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我国外贸与投资的多元化,市场的多元化。 第二,短期应更好的把握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平衡。“没有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谈不上长期的改革,宏观经济的稳定为长期的改革高质量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和基础”。“我认为应加大调节力度,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毕吉耀表示。 “总的来讲,下半年可能在防风险、控杠杆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对投资的支持力度,使得经济能够企稳”。 “短期稳增长的各种需求政策,不能以造成未来的结构性问题为代价,这就是我们不断强调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因),这个度的把握值得注意的。不能进一步的增加债务,也不能增加产能,否则未来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带来的稳增长的问题更大”,毕吉耀强调。[详情]

曹远征: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韧性全部所在
曹远征: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韧性全部所在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并演讲。 曹远征表示,中国经济从二季度开始出现了下行态势,预计全年的GDP增速在6.3%左右。在谈到中国经济的韧性时,他强调,韧性最终体现在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潜在消费能力上。 曹远征分析称,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出现了新常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第一,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持续下降之中。导致全球技术进步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或者说长期低迷。在总需求不能持续提高、市场不能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导致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第二,全球杠杆率处在高位,如果经济不能增长,则成为了巨大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下半年面对的挑战,曹远征认为,金融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央行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在去杠杆的情况下,流动性补贴是第一位的,要避免债权债务动荡,今年一季度有所下行,但是没有得到明显的下行”。 第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或受到冲击,可能会变得不安全。 第三,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全部所在。如果中国居民的收入能够继续增长,并把日益扩大的市场与全球分享分享,拥抱全球化,就是在捍卫全球化。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从收入的角度来测算,第一,4亿人口进入高收入阶段(年收入在人均2万美元),还有10亿人口还在中低收入阶段(人均还不到年收入4000美元)。他建议,应推动“人的城市化”,尤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来释放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使中国走向现代化,领导全球化。[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主持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主持论坛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人民大学:预计2019年GDP增速6.1% 建议下调一次利率
人民大学:预计2019年GDP增速6.1% 建议下调一次利率

   2019年6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外部冲击下韧性显现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于泽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外部冲击下韧性显现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9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弱企稳”。从需求侧来看,对上半年宏观经济边际贡献最大的是净出口,1-5月份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净出口从2018年对GDP负向拉动0.6个百分点,到2019年一季度正向拉动1.46个百分点,对GDP影响变动了2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和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对冲了制造业投资下行,稳定了投资。 从供给侧来看,最为显著的改变是金融业增加值提速,对服务业的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些变化既有意料之外的外贸形势和房地产市场变化,更有情理之中的金融业增速和基建回暖。 上半年面对不利的贸易形势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有效稳定了出口和外资,进出口数据亮眼。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小阳春”在调控不变的情况下显得特立独行。 上述超预期变化之外,更多的是宏观政策发力和改革提速带来的意料之中。松紧有度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形势。一方面,股市走强带动券商,另一方面,补充资本金后,银行表内信贷扩张加之稳定的利差,提升了银行业盈利水平。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力,稳定了基建投资。有更多是政策因素支撑,“弱企稳”背后的国内市场基础还不牢固。 展望下半年,意料之外的因素难已继续维持,情理之中的政策性支撑因素还在。由于前期更多是在政策支撑下的经济暂时性企稳,随着总需求政策的边际走弱、改革红利的释放存在一定的时滞,在市场内生需求不足局面无法改观的持续作用下,宏观经济未来继续低位运行,结构性下行压力较大。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最大的冲击是来自于外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条件变化。在国内市场趋势性疲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大的下行压力,需要判断清根源,找到合理应对措施。 从我国具有的经济腾挪空间来看,未来长期是向好的。但是,很多潜力的发挥需要国内改革以进行结构调整。下半年,我国经济存在一些短期风险需要防范。1)全球经济持续走弱。2)地方财政恶化的风险。3)金融条件变化的风险。面对着较大的汇率冲击,中小商业银行不良问题没有见底,下半年可能会集中爆发,需要重点防范金融市场情绪变化。4)新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泡沫消失。5)服务业进一步下滑。6)就业质量降低的风险。7)国内市场结构性下滑的风险。房地产投资下半年面临回调,投资效率依然较低,汽车消费会在下半年见底,但是不会回到快速增长态势。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预测如下: 1、2019年上半年维持“弱企稳”,预计上半年实际GDP增速为6.3%,较2018年回落0.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1.3%,名义GDP增速为7.6%。 2、2019年下半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虽然中国经济展现了一定韧性,短期内还需要政策加大支撑力度。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1%,比2018年下滑0.5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1.5%,名义GDP增速为7.6%,较2018年下滑1.9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6.0%。消费短期内下滑压力加大,预计增速为8.2%。预计全年贸易顺差为3866亿美元,顺差大幅提高。随着内外供需环境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相对平稳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2%,PPI上涨0.5%,GDP平减指数涨幅为1.5%。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一、面对全球化驱动因素的变化,必须对全球化的未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不能简单从经济角度分析全球化。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经济动因还在,全球经济不会脱钩,我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时刻准备应对各国国内政治议题的冲击。这就要求大力加强对各国的国别研究,不能简单从一个统一的国际观点看各国。同时,积极推动WTO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化,降低国内政治冲击力度。 二、未来的全球产业链是建立在知识密集、研发密集和数据密集基础之上的,相关政策要有针对性,以此为目标精准降成本、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工资上涨对产业迁出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套利型价值链在下降,另一方面,重要的是生产率基础上的实际工资,而不是简单的名义工资。建立必要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 三、为了更好发挥中国经济的潜力,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外部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必然要随之发生调整。但是,目前还存在很多阻碍结构调整的因素。在这种环境中,简单用总需求政策稳定经济可能会加剧结构调整问题。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心从上游去产能逐步调整为下游行业的竞争环境构建,全面提升下游产业竞争力。 2、加快推进产品市场改革与要素市场改革的协调。产品市场的很多问题是要素市场化不足导致的,加快劳动、土地、科技和资金市场改革。特别是面对“科技脱钩”等问题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科技并不是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数字科技时代建立适宜的科研体制。加大对数据资源经济使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的协调。 3、加快微观会计准则和宏观统计规则修订,适应数字经济,更好地体现经济的价值创造来源。 4、加快构建公务员正向激励体制。在目前职务与职级并行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基层奖励性绩效的实施。 五、短期稳增长政策需要适应新的开放和改革要求。在设计短期政策时候,更多考虑未来的改革开放要求,考虑政策叠加后果,构建与未来适应的宏观调控框架。 1、通过各种适应市场需求的保障房建设,稳定房价和房地产投资。同时,还需要加大力度稳定基建投资,与我国当前的储蓄率相协调,建议基本稳定在6%左右。 2、稳定当前对新兴产业等财政补贴,放缓政策退坡力度,利用前瞻指引,提升预期的稳定性。 3、为了稳定基建投资和新兴产业,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可考虑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速未来在6%一线,原有以速度为基础的税制不再适合,需要加快向存量财产税收逐步过度,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等,加大公共服务力度。 4、下半年货币政策保持结构性宽松,建议下调一次基准利率和一次准备金率,保持金融行业盈利平稳。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在加大金融开放的同时,提前准备市场化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实现资本流动有序。 5、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加大对于科技金融的规则制定,推动科技金融在正规渠道内发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详情]

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论坛
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论坛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于6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刘守英:很多脱贫政策偏表面 应深入理解贫困户
刘守英:很多脱贫政策偏表面 应深入理解贫困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一季度)于3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出席并演讲。 由于我国逐年加大政策扶贫力度,多数贫困县和贫困村都实现了“摘帽”,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贫困户主观上依赖于脱贫政策的现象,对此,刘守英认为,首先,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扶贫需要反思,改进绩效。第二,更多理解“穷人”,了解他们为何赖在政策上。“我们经常讲穷则思变,但由于各种挫折,可能会导致贫困户对所有的东西都麻木了。我们对穷人进行干预的时候,可能需要再想得更深一点,现在很多的干预措施还是偏表面、偏外在的”。 刘守英还提出,应好好研究扶贫政策的连续性。“我们不要指望一个政策,一个阶段就能解决一个事情的长期问题,尤其最后剩下来的这一批贫困人口,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导致这个现象”。 第三,刘守英建议要重视乡村产业复杂性的研究。“乡村产业的复杂度如果不提高,仅仅靠简单的农业经济活动,村民富不了”。 第四,刘守英强调要关注乡村里的老人。“留在乡村的老人,他们的孩子和孙子都出去了,在村里处于‘不能动’的状态,极度绝望”,“是在未来贫困研究里面非常要关注的一件事”。 最后,刘守英还提出,我国的扶贫还在路上,如果做的不好,那么脱贫的人可能又会掉到贫困的坑里。www.88psb.com[详情]

www.88psb.com汪三贵:扶贫政策或导致资源浪费 部分贫困户过度医疗
汪三贵:扶贫政策或导致资源浪费 部分贫困户过度医疗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一季度)于3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出席并演讲。 汪三贵表示,部分地区的深度贫困以政府的转移支付为主,如果就业扶贫政策制定适当,实施得好,就会对贫困家庭帮助很大,但也有很多政策会使得贫困户越来越懒。在其看来,“越来越懒是因为政策设置问题,不能怪贫困户”。 汪三贵认为,我国的精准扶贫机制应形成长期影响,而非短期措施,否则会导致部分人口的行为变化。他以过度医疗为例,“现在穷人(看病)报销到95%。有些省穷人看病,自己负担不能超过3000块钱,远远高于城市的标准”,“现在有些县贫困人口在健康领域、医疗报销领域花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人口比例”。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他认为存在争议。“贫困村、深度贫困地区太分散、步子太大了,投这么多钱,60%的多基础设施今后会不会利用率不够,导致浪费?”。 汪三贵也强调,从体制和组织上面来讲,脱贫攻坚对村级公共治理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光驻村干部已经有3000多万人,常年在村里驻的七八万人”,又有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分,“每一个村子都有差不多的边缘户”。根据其的调研显示,脱贫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贫困村里的非贫困人口,而不是贫困人口。[详情]

张琦谈精准扶贫:脱贫政策应可持续 不能助长等靠要
张琦谈精准扶贫:脱贫政策应可持续 不能助长等靠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一季度)于3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出席并演讲。 数据显示,自2012年到2018年,我国贫困人口从9800多万减少到1600多万,连续六年年均完成1300万的减贫人数,贫困人口占比从10.3%减少到目前的1.7%。“已经有153个贫困县‘摘帽’,今年可能有280多个贫困县‘摘帽’,基本上占了全国832个贫困县中的一半,50%已经宣布可能会退出”,张琦表示。 但他也强调,剩下的人口可能也是最艰难的,越到最后脱贫的难度越大。此外,脱贫以后有一些返贫的现象也值得关注。 从个体来看,张琦首先强调,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受区域条件制约,一些西部民族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已经脱贫了,但是质量并不高,需要有效提升脱贫质量”。据其调研,有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已经达到了60%、70%,一旦2020年以后,脱贫政策出现退出,就有可能面临返贫现象。 第二,应重视产业扶贫的市场风险性。他举例称,有些产业扶贫因为市场的拨乱导致返贫现象,“大量的苹果、核桃、猕猴桃、茶叶等等经济作物,也建了不少养殖场,但是很多贫困村就是为了脱贫达到短期的目标,最后造成市场没增收,可能造成返贫现象”。 第三,解决边缘户的问题。目前,部分地方已经在探索普惠性政策。 从村级层面来看,张琦认为,应强基固本,拓展收入来源,增强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有两个着力点。第一是补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这也包括了饮用水质的安全、交通设施、危房改造等等。第二,应拓展村集体的收入来源。“扶贫是底线目标,下一步是进行乡村振兴”。 从区域层面看,张琦认为,应利用区域发展带动可持续脱贫。“仅仅靠贫困户自己,他可能现在脱贫了,但是没有区域的带动,那么就很难维系。只有区域的发展,产业的形成,在整体上才能带动可持续发展”。 在谈到“精准扶贫”时,张琦强调,首先要提升质量和水平。第二,把国务院的项目库建设和扶贫脱贫相结合,解决资金以及项目之间的对接。第三,解决脱贫政策带来的依赖性问题。“从长远的角度说,可持续性应该是机制、高效、合理、公平的,不能助长‘等靠要’的思想”。 张琦认为,目前部分脱贫政策属于无偿支持,导致贫困户产生了依赖性、依靠性。“现在有的是脱贫不脱政策,有的是脱贫脱政策,这两个的标准不一样,现在各地也逐步规范化,进一步减少依赖,又能够使它可持续性,避免返贫现象发生”。[详情]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论坛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论坛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衍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一季度)于3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论坛。[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一季度)于3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精准扶贫报告:建档立卡人口相关财政投入达3.59万/人
精准扶贫报告:建档立卡人口相关财政投入达3.59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一季度)于3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 报告提出,贫困是世界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科学地消除贫困,尤其是基于效率提升、可持续且兼顾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消除贫困,是长久以来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减贫成就。但仍然有部分地区、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央提出在2020年,现行标准下全面脱贫,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宏伟目标。在此过程中,全面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对实现全面脱贫目标,保证2020后不返贫是必要的,而且对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价值,甚至对短期的反衰退也是重要的。 报告发现,尚未脱贫人口的突出特征是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市场,家庭结构老龄化、人力资本低,患病和残疾家庭超过一半;基本生存条件有待提升,饮水困难、居住危房较多、生产性用电难以接入、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较差等。贫困人口识别有待精准,政策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针对性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精准扶贫提出精准识别,因人因户施策,因村提供公共物品,并将扶贫的思路从单一公平视角增加贫困户收入,转换为增长、发展和波动多重视角。以提升效率为核心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仅能提升公平,而且在新发展理念下是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一定意义上还具有反经济衰退的功能。 报告主张,从经济增长未能“涓滴”到所有贫困人口的这一现实出发,从增长、发展、波动以及全球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和科学消除问题,在梳理政策组合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主流的“大推动和小规模局部改革”的减贫思路,在分析体制变化和财力的基础上,讨论我国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有效性,以及最困难人群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本报告结合微观实践和中国贫困人口追踪调查数据,在呈现中国贫困人口基本特征和致贫原因、基层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与探索创新的基础之上,回答五个关键问题:(1)精准扶贫准确度如何?(2)政策组合短期的减贫效果如何?(3)政策是否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4)减贫过程中的财政支持的规模和结构,以及未来财力的需求有多大?(5)容易返贫的人群有哪些特征?本报告还提出了优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建议,探讨中长期扶贫政策应思考的关键问题。 报告发现,首先,在“精准”方面,基层政府通过体制变革,有效实现了精准识别穷人,精准识别个体需求和公共偏好。一是精准识别穷人。2017年被清退的不符合贫困标准的贫困人口比例达12.8%,个别乡镇的清退率高达40%以上。其中,被清退的主因是家中有外购商品房或者自建豪华房屋,这部分家庭占总清退户的比重为46%。二是精准识别个体需求。注重因户施策,指派帮扶人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并将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同帮扶政策匹配起来。因病致贫的家庭可享受“五道防线”、“两癌筛查”、免费体检、集中供养和兜底保障政策;因残致贫的家庭可享受免费婚检和孕检、产业扶贫政策;多重原因致贫的家庭可享受对应的多项帮扶政策。三是精准识别公共物品偏好。通过下派利益中立的驻村第一书记,既保证了村公共决策尽可能代表群众利益,也发挥了基层干部的信息优势。与此同时,巡查督查制度的设计进一步保证了各扶贫项目的落实符合贫困人口利益。 其次,在政策组合及效果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短期内提高了要素的利用率,长期内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保险、退耕还林等政策提高了贫困农户所占有的各类存量农林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使得农户生产性收入增长了0.7倍;引进扶贫车间、交通补贴计划及公益岗位提供等政策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劳动供给,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工作时间从2014年2.8个月增加到2017年的4.6个月,工资收入增长了2.2倍。长期内,按照多维贫困标准,当地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住房等均有显著改善:道路通达率100%;水塘、文化广场建设、卫生安全设施投资力度加大,以2017年数据看,建档立卡人口人均财政支出达6287.4元,接近建档立人口人均纯收入7486.49元;教育投资和救助覆盖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的贫困学子,享受面向因病因残致贫家庭的多个健康扶贫政策的贫困人口占比达24.28%。这将提升未来贫困地区在潜在生产率。 第三,财政支出方面,财政“大头”支出基本完结,未来扶贫财政投入压力将减小。精准扶贫期间,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大、增长快,2014-2017年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3.6%,以县政府统计的扶贫资金台账看,建档立卡人口相关财政投入达到3.59万元/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总财政投入比例达63%,财政支出瞄准持续投入压力较小、未来长期收益较大的项目。总体来看,经过4年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后,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土地整理、安全饮水、文化广场等投入较大的项目都已经基本完成建设工作,基本预期未来财政投入压力将会减小。 第四,返贫风险集中在因残致贫的家庭。在尚未脱贫的家庭中,因病、因残致贫占比高达70%。这部分家庭普遍缺乏劳动力、教育水平较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的转移性收入。一旦政府支出减少,这部分家庭将继续陷入贫困,部分已脱贫的家庭可能返贫。 报告建议,应当构建“体制—增长要素—可持续发展”的“三位一体”扶贫体系,用以制定和完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优化精准扶贫体制,在顶层设计中考虑基层的差异性。建议将现行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拓展为包含贫困户评议在内的“五议两公开”工作法,提高参与决策的贫困户比例,同时设置专门供贫困户表达诉求的民主评议阶段,促进村级公共物品提供与贫困户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 第二,坚持绿色发展与产业扶贫相结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护贫困家庭土地、林地等自然资产不被污染,有助于稳定其农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促进从业人员增收。加强对产业扶贫项目的支持,促使部分贫困户的农业资本转变为非农资本进而获取租金和利润分红,增加农户收入渠道。 第三,设计和推广劳动力激励计划,提高贫困户劳动供给。一是促进大城市与贫困地区的帮扶对接,为贫困人口开放生存和就业就会,同时贫困地区内部应当设计激励机制刺激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进城务工,从而摆脱贫困;二是支持鼓励资本下乡并辅之以EITC(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补助计划,进一步增加贫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增加工资收入。 第四,从扶贫向社会保障转变,将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将最穷的1%群体,如残疾人、老人、儿童、病人等不具备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转移给一般性的救助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通过民政部的最低社会保障将这部分群体“兜住”。此外,“医疗体系五道防线”政策安排存有明显的道德风险问题,建议用民政部的医疗救助制度部分替代。 第五,重视中长期评估。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精准扶贫政策还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为贫困户中长期发展提供条件,而这一效果究竟如何还需要研究机构、政府机构进行长期的评估。因为以2018年出生的孩子来看,精准扶贫的人力资本效应最快也要在2036年才能得到检验;从农户和企业的发展来看,精准扶贫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效果也需要一定的年份才可以检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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